埃德加斯诺：打五种疫苗去陕北被毛主席折服一半骨灰葬在中国

  在这里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，这其中就包括宋庆龄。而后来斯诺的陕北之行，也是在宋庆龄的举荐下进行的。

  1936年，人员联系到宋庆龄，希望她能推荐一位外国记者和医生，前往陕北地区进行考察。

  在出发之前，斯诺给自己注射了5种疫苗，包括天花、鼠疫、霍乱、伤寒和斑疹伤寒。

  他曾这样写道：我注射了天花、伤寒、霍乱、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。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。

  此外，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，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蔓延开来，那里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。

  从斯诺的准备工作来看，应该没少受西方媒体的渲染，对陕北的真实的情况并不知晓。

  虽然陕北当地多有流行疾病，但都得到了有效控制。在斯诺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红军之前都能够理解，凡事都需要一个过程。

  红军作为西方媒体一直渲染的神秘力量，深刻吸引着斯诺，此次前来便想寻找革命的真相。

  但是令斯诺没想到的是，这群红军大都是年轻有为和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。

  因为当时的陕北苏区，外围隐藏和游走的都是国民政府的耳目，中国的周围埋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，因此各项工作都尽可能地保密进行，长时间苏区都是与世隔绝的状态，少有新闻播报。

  越是封闭的地方，就越想一探究竟不是吗？对于斯诺来说，自己就算面临着被多种流行病感染的风险，也要看看这里到底有着怎样的人和事。

  本来作为一名外国记者，来到中国革命红域，以为肯定会有所阻碍，结果却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批：

  这一下惊到了斯诺，以往人类对于事实真相的追求都有一定的界限，在苏区，人士毫无遮掩，甚至还帮助斯诺一起考察陕北苏区。

  斯诺开始对有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从未有任何一个政党，可以和人民群众如此亲密。

  他发现在陕北地区，老百姓们对红军十分拥护，甚至在交谈时候，经常说“我们的毛主席”、“我们的军队”、“我们的革命”等等这种没有距离的词汇。

  红军们虽然受到老百姓们的爱戴，亲如一家人，可是红军们从来不去老乡家里随意吃喝这样，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

  在斯诺多次采访过的红军来看，他们大都来自全国各地的，任何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遭遇和经历。

  在斯诺采访毛主席的过程中，后者先是跟他介绍了自己身世，还有从军的经历，然后又讲述了从起步，发展到壮大，以及未来的目标，还有对人民群众的爱护等等。

  说起毛主席，斯诺更是另眼相看，他描述的毛主席是一个平易近人，谈笑风生的领导人物。

  有时候会笑得像个小孩，有时候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，又会十分严肃和透彻地分析给斯诺听。

  他看到的毛主席，在深夜两三点钟还在工作，他有写不完的稿子和批不完的文章。每次和毛主席聊天，都能从他坚定的眼神里看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希望。

  甚至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得更多，于是斯诺开始和红军战士们打成一片，听他们讲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，听他们说如何横渡大渡河，冲破国民军的重重封锁。

  他们吃不饱穿不暖，可是却充满正能量，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却把最好的温暖送给黎民百姓，百姓爱戴他们就好像自己的亲人那般，可是在西方国家，这些都是几乎不有几率存在的。

  斯诺在陕北苏区足足待了四个月。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，斯诺与大批的领导结下了深厚友谊，尤其是被毛主席同志折服。

  回到北京，斯诺开始把自己在陕北苏区的所见、所闻、所听，记录下来整理出一本书籍，那就是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  这本书一开始作为全英语的版本，于1937年10月，在伦敦首次出版和发行，一时间这个来自中国红域故事的书籍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。

  更是一度创下10万册的销量，后来又发行了20多种语言，在西方国家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这本书。

  这本书在发行中文版本的同时，为了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战况，特地更名为《西行漫记》。

  很多中国人都看到了斯诺写的这本书，许多有志青年和海外的华侨和友人等，纷纷前往延安，想要感受下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这本书里所写的一切。

  因为斯诺的这本书，客观地报道了关于中国革命真实的一面，描述了真实的一面。人都是有共情能力的，当真理存在，一定会引发更多人的向往和追求。

  此后斯诺也多次到访过中国，用他的所见所闻，还有犀利的文笔，开始在世界各地报道和宣扬中国的种种革命事迹，还有毛主席的为人和政治眼光等等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那年，斯诺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访华，与等人亲切会谈，而且他根据此次行程，写就了《大河彼岸》（又名《今日红色中国》）一书。

  但是在中美关系破冰之前，因为斯诺与的密切关系，让他在美国很难安静地生活下去，所以在1959年，斯诺选择迁居瑞士。

  步入六十年代后，斯诺也曾多次访华，并且在1968年，自掏腰包，拍摄了记录中国革命历程的《四分之一的人类》。

  斯诺再次回到中国时，看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且他发现，现在的毛主席与当年在延安相见的毛主席相比，更自信更加有威严了。

  但是再见到斯诺的时候，毛主席还是热情洋溢地与他握手，许久不见了，这对老朋友还是如以前那般友好。

  在毛主席看来，斯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不同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，敢于把自己眼中真正的中国、真正的的面貌，如实地告知全世界，他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。

  斯诺十分敬重毛主席，在自己的家里也经常把毛主席的照片，还有自己在中国的照片拿出来给家人朋友看。

  斯诺的两个孩子都戴过红星帽照相，当年他在延安，也戴过同款帽子。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，斯诺十分珍惜与毛主席和中国的友谊。

  多年来斯诺致力于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，为了两个之间增进友谊互相了解，没少做宣传工作，他也盼望着有一天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。

  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1971年秋天，各大媒体报纸争相报道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。

  这是历史性的一刻，斯诺在家里得知了这一条消息，激动万分，他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，可以亲自去现场采访和见证这伟大的时刻。

  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斯诺毫无预兆地，突然摔倒在自己家的楼梯上，经过医生的多方面检查，斯诺被确诊为胰腺癌。

  斯诺患癌的事情传到了北京，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十分挂念，想把他接到北京来医治。

  1972年，由毛主席派遣的医疗小组抵达日内瓦，在大使馆的帮助下，来到了斯诺的家，一幢看起来十分安静祥和的两层小楼。

  当医护人员走进斯诺的客厅时，发现他们家的墙上还挂着毛主席戴着红星帽子的照片，这张照片还被放大了好几倍。

  可见毛主席在斯诺的心里还是有很重要的位置，可眼前的斯诺的形象却让医护人员无比心疼。

  斯诺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，只有一副枯瘦如柴的身躯，挺拔的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，此时的眼镜显得格外厚重。

  医护人员表明了毛主席等人的心意，又重新给斯诺做了全身检查，可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他的病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了。

  毛主席等人收到这一条消息，心情也无比沉重。这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，对我党和革命都做过至关重要的报道和宣传，没有这位朋友，世界就不会了解真正的中国。

  随着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，1972年2月15日凌晨。这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与世长辞了。

  斯诺在去世前留下了一份遗嘱，他的妻子颤颤巍巍地打开信封，斯诺写道：“我爱中国，在我死后，请把我一半的骨灰埋葬在中国……”

  1973年10月19日，妻子带着斯诺的一部分骨灰来到了中国，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举行了安葬仪式。

  当天出席斯诺下葬仪式的还有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，有其他各行各业的文人志士，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。

  斯诺的墓地前立着一块汉白玉做的石碑，上面的碑文，由题写：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之墓。

  中美关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，这是斯诺生前唯一想看到的画面，可惜他没能见到。

  斯诺的孩子们十分喜欢这顶帽子，如今他走了，一半的灵魂留在了中国，因此斯诺的妻子想把这顶帽子也归还中国。

  1975年10月，斯诺的妻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邓超颖接见了她，一同去斯诺的墓地扫墓。

  斯诺妻子把这顶珍藏了40年多年的帽子交给了邓超颖，后来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。

  这顶帽子当年毛主席和斯诺都戴过，代表着二人之间的缘分和友谊，后来被珍藏在博物馆里。

  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见证这跨国度的友情，并且也向世人展示了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和军民一心的温暖情景。

  斯诺之所以被毛主席称作中国人民的好朋友，是因为斯诺是个正直人，他对革命时期的中国红军和中国，不带有偏见和政治色彩，实事求是地挖掘革命真相，并且不为多方阻碍寻求机会报道事实真相。

  他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好记者。其实斯诺是个无党派无背景的独立人，在冒险专访延安苏区的同时，本着对各党各方都公平无私的立场。

  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在追求真理的路上，只有坚定自己的立场，用亲眼所见来说服自己，才能说服世界。

  十分感谢斯诺同志在革命要紧时期，给予的客观真实地报道，使得世界各地以及国内的文人志士纷纷到访延安，支持的革命工作。没有延安那段光辉的峥嵘岁月，不会成就今天的中国！